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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造物之于现代设计，宛如沃土之于树苗，现代设计实践中，以古为鉴尤为重要。明清之际，文人奇士辈出，造物空前繁盛。文章从该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造物艺术风格的流变过程入手，将影响其流变的宏观成因归结为时代、经济、社会环境三种，并深入分析大环境下哲学思潮的迭代与审美观念的变迁对文人造物的共同作用，最终得出明末清初中江南文人造物艺术风格的流变成因，与其对现代设计融合变化的新启发。

关键词：明末清初；文人造物；江南；流变

文人之风，初成于魏晋，后扬于宋，而立于明清。明清之际，适逢商品经济由萌芽转为成熟，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良好教育的熏陶下，以文人为主要构成的士人阶层急剧扩张，他们不仅掌握着文化风向，更能以其地位及审美意趣引领时代艺术潮流。明清时期作为造物主体的江南文人大多隐于山水林间，因此在田园诗意中，造物得以自然且蓬勃地生长。明清之交，势必也对时下造物产生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易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造物思想发生的转变及其主要成因。

一、背景

经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等时期，发展至明末时期，物质基础丰厚，经济腾飞，社会空前繁荣。由于水路通达，明代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形成了多个富庶市镇，为文人造物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造就了明末清初兴旺的江南文人造物世象。

这一时期主流的江南文人造物思想可从各类著述中窥知一二（表1），虽身处物质极大富足、华丽之风盛行的明末，但文人与盲目追求精致造物的百姓阶层有别，普遍推崇朴素、雅致的审美观，反对华丽装饰，回归自然造物。正如晚明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一室庐篇《海论》中所写道：“……总之，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①，这段总结性文字可谓精准概括了文震亨造物思想的主旨：“宁可循仿古制，也不要追随时下的流行风格；宁可朴实无华，也不要繁复精巧；宁可俭朴大方，也不要落了俗套”，也与文震亨簪缨望族的出身背景相适应。然而，随着公元1644年清军的正式入关，明朝宣告灭亡。

清朝初期造物活动进入寒冬，却也悄然萌发新生。成书于康熙十年的《闲情偶寄》，便是这一新生时期造物的代表作。其中既展现了作者李渔承上的“贵洁贵雅”崇雅思想，也提出了启下的“制新”观念，揭示了清初这一时期的江南文人造物思想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综上，明末清初江南文人造物思想受大环境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蜕变，这一过程并非沿着一条路的方向直线进化，而是具备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呈波浪式曲折前进的基本特征。究其成因，需要先从社会大环境入手，整体研究时代、经济、文化的改变，再结合明清之际同步变化的哲学思潮与审美观念，探求三者背后的联系。

二、社会环境

明末清初社会大环境的复杂多变，主要可从时代、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观之。明末文人的隐居山林为造物提供了背景条件。商品经济的异军突起为文人造物提供了充分的财富与技术基础，同时催生了新市民阶级与华丽之风，加速了造物思想的流变。明代后期的城市化为阶级分化提供大前提，阶级分化则为造物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隐居山林

自1368年朱元璋建国称帝以来，明朝先后经历过、等强盛时期，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明末工业体系完备的同时，官府出台了许多新规鼓励生产，允许民间自营与雇佣工匠，此政策直接打破了一直以来封建皇室对造物的垄断，对造物的兴盛有重要意义。经过前中期的清明统治，明末社会已积累了丰厚的社会物质基础，江南地区的手工艺技术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后达到了巅峰。

时至明末，文人多已无心仕途，退隐山林潜心造物，表现出隐逸、出世的避世态度。原因其一是想要远离官场，以一技之长谋生于田园；其二，由于科举考试举办次数变少，录取率低等客观原因，科举作为文人入仕的唯一途径，已经很难再发挥效用，因此文人大多选择远离尘嚣，成为林间一隅的逍遥布衣。如明清造物文人中的著名代表李渔，一生中曾三次应试，在第一次乡试中大获赏识，却止步会试。而后再度参与两次乡试，却都因途中生变而未能顺利应试，最后，明王朝不再开办科举，李渔不得不接受无法入仕的结局，1647年，36岁的李渔举家迁回兰溪，自称为“识字老农”，全身心投入山水风光中，开始轰轰烈烈的造园之路。遑论为何而隐，隐于何处，都不影响这些文人醉心诗情画意间，将毕生的心血倾注于造物弄园，做出惊人的造物成果。李渔还林后最先就地而居，在故乡兰溪旁的伊山上建造了“伊园”，开始了对自己造物美学的初步探寻，而后的岁月中李渔两度迁居，在一生的创作巅峰时于金陵筑“芥子园”，是其造园生涯中最为完善之作，在流离各地演戏、出版小说、造园的过程中，李渔的造物思想逐渐形成并日臻成熟。虽然晚年落魄归杭，在营造“层园”的过程中病逝，但其已经将一生精华总结出与自身经历相符的造物美学思想，并得益于这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有足够的时间将自己的著述凝华成册，写出《闲情偶寄》这样涵盖全面、风格独特的经典之作而流传后世，这也与明末清初的文人志趣以及书中自述普遍吻合。

（二）商品经济萌芽

明末清初造物思想能够绽放如此夺目的光彩，晚明乍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与商品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明朝初期，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采取鼓励生产的恢复性措施，大大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中期，农业、手工业、种植业均已初具规模，市场产品流通增速快，明代民众商品意识正在初步觉醒。明末，商业经济已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全国各地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出现了以棉花、丝绸、家具、生活器具销售为主的商业重镇与商帮，据龚自珍《平均篇》记载：“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②25，此股弃儒从贾之风的大批兴起，标志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彻底到来。

商品经济繁荣造成的儒商合一新局面，对文人造物也多有影响。商人不但与文人交流密切，商人子弟也常通过考试或募捐等方式进入其阶层。首先，商贾对雅物清玩的迫切追求为江南文人带来了新的生活希望，文人们除满腹才华外身无长物，此时此景下也无法将才华施展到官场，但通过为达官显贵造物来谋生，不仅可以藉此磨练造物技艺，也能换取可观的报酬维持生活。在李渔一生漂泊的旅程中，上门为达官贵族编排新戏，或者为其设计园林，不但是其维生的重要手段，也为他打开门路，广交显贵做铺垫。客观看，商品经济由发展到成熟，确实能够为江南文人提供了更多造物实践机会；再次，文人与富商对造物的审美存在天然分歧，商人虽富，但大多不能够“雅”，对造物讲求一味使用名贵材料，精心装饰来显露自己的财富。即便是难得有审美、不堆砌华丽的富商，也大多只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搬过来显示自己的品位，以文人的角度，往往不能认同这种附庸风雅的审美。因此，当民众以“俗”为流行时，便显得文人驻守的“雅”弥足珍贵。李渔就不止一次嗟叹有钱营造园林的富商却只懂仿古，写道：“而操运斤之权者……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③181，并以“噫，陋矣！”表示对这种行为的唾弃，足以展现明末文人造物发展至登峰造极后，对雅的追求也提至新的高度。

经由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作为造物主体的人也分化出了不同身份、财富、地位的社会性群体，形成了阶级。而晚明的城市化加剧，阶级分化的产生，无疑为江南文人造物思想的流变带来了新的契机。

（三）社会体系更新

明朝自中叶起，以农业为主的基本经济结构逐渐松动，为明末社会带来城市化的先兆。自古以来，城市的形成多承担着相应职责，由民众自发聚集而居的大规模城镇几乎不可能形成④。但明清时期，城市化却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大规模推进，明末便已初步形成依托水路的商业化城镇网，其间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镇多达千个。江南地区如此规模的城市化无疑为本地文人造物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繁华的城镇内，时兴物件在市场流通，投趣文人在雅集中交流互访，江南文人造物的风潮便在城镇的碰撞中悄然生长起来了。

同时，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导致阶级分化。明朝现有阶级结构大体分为三层，分别是上层的皇室与贵族阶级、中层的官宦阶级，以及下层的平民阶级⑤。规模符合阶梯式分布规律，即头部阶级人数最少，官宦阶级次之，底层平民阶级数目庞大。经历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本属平民阶级的商人群体急剧膨胀，并且迅速取得地位，发展成为更具话语权的新市民阶级。伴随着百色工匠、商人以及繁华市镇的居民不断增多，市民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直至对整个社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⑥。新阶级诞生则带来对造物的新需求，需求又深刻影响着造物的结果。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级，其需求是以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本，购得能够体现身份价值的造物，从而达到彰显社会地位，一跃跻身上流阶层的目的。而文人阶层作为当时具有除皇室外最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其造物恰好能够满足市民阶层的需求，于是二者间产生了双向的影响与融合，江南文人造物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进化。

三、心学初生

明清之交正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潮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自明中的阳明心学始，其创新提出的“心即天理”心学思想普遍流传于全社会，改变了千年来以儒独尊的传统，是我国思想变迁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总体来看，这一哲学思想革新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阳明心学的发展及多重分化，二是明末随海上通商传入国内的西方科学，以及明朝灭亡后主流思想重返的实学思潮。同时期哲学思想变化的动态过程，正是我们探讨明清之际江南文人造物思想的流变这一命题的思想基础，对研究其成因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哲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至公元前的先秦百家时期，在此后的千年中先后出现了几次高峰，行至明初，被普遍传颂的是两宋时期融合的时代产物——程朱理学。自明中开始，理学对民众自我的桎梏已与新生的时代背景不相适应，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革新思潮应运而生，其中心思想“心即天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均是对理学相应观点的反证。理学中二程认为的“天者，理也”，理是亘古不变的天理；王阳明则认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⑦心是最高境界的天地，理不是圣贤独有，而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相较于理学的死板守旧，心学点醒了民众，追求自我之风开始盛行大江南北，身处江南发达地区的文人也深受影响，无一不强调及时享文人之“雅”乐，以书法与绘画的变化尤甚。书画艺术家们一改前朝的严谨院派作风，以徐渭、董其昌等人为代表，书法恣意舒展，快笔直书，以此表达出内心率性。绘画上徐渭甚至开创了“泼墨”“醉涂”等自成一派的写意山水画法，足见其解放自我之乐趣所在。

发生于明代中后期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虽并未在贵族中掀起波澜，却得益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广交好友，而得到许多江南文人的认可，西学的影响在明末社会得以进一步扩大，传统文人造物因此开始带有功能性创新趋势。清初文人李渔就曾在《闲情偶寄》中记录了自己独创的家具：有桌椅一体，在脚下烧炭焚香的多功能“暖椅”；将凳中间掏空放入盛凉水的容器后，再将瓦片盖上，通过底面浸入凉水传导温度，让人夏天免受暑热的“凉杌”；经过全套改造，既保暖又容易清洗，还可以放置花卉的床帐等，不胜枚举③230-234。

明亡后，心学一并式微，实学之风回归高地，重新占领主导地位。此股务实之风流行后，江南文人造物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由追随古雅形制转为讲求实用和俭朴自然，李渔本人在《窗栏第二》篇曾写道：“尝有穷工极巧以求尽善，乃不逾时而失头堕趾，反类画虎未成者，计其新而不计其旧也”③190，以此抨击了工匠过于追求形式以至造物容易损坏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只设计了其崭新完好的样子，而没有考虑到用旧后，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制器尚用的实用主义呼吁？崇尚功能的西学流入，与实学所倡不谋而合，在二者合力下，哲学思潮迅速由虚转实，文人造物也返璞归真，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

四、审美嬗变

明清之交既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审美意识更迭的枢纽。明代以来历经的种种，都化作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动着明清之际江南文人审美观念的同步嬗变，为其造物心态、思想的充分发展创造空间。其中审美观念具备随哲学思想特点改变而动态变化的特征，阳明心学盛行时以主情为美，心学嬗变后变成尚奇为美，而实学兴起后审美则重归尚古为美。审美观念的变迁直接引导了文人造物不同时期风格特色的形成，对明清江南文人造物思想流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价值。

（一）主情之美

主情审美观念是漫长历史中，情与理这对美学范畴由对立到统一再到对立的缩影。理学统治下的宋朝理压制情，因而宋代的造物风格含蓄克制，少用重色艳彩。但阳明心学的兴起唤醒了创造者心中沉睡已久的情，并令其压过理。因此，主情的审美观念一经出现便迅速获得了文人阶层的认同，如“真率写情”的徐渭、“发于情性”的李贽、“唯情至上”的汤显祖与“情真而语直”的袁宏道②70，文人们关于主情审美观的推崇，也是加速这一新审美普遍流行的重要条件。同样的，主情审美观念加诸于江南文人造物，则令其成果颇丰，表现为个体及其审美情感在工艺与园林艺术表现中愈加凸显，与前代造物相比，造物表现形式与内容也越发多样与自由。诚如计成在《园冶》中创新提出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准则与“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的指导意见⑧，在造园活动中强化了设计者本身的存在价值，表达了抒发个人情感的主情审美观念在造物设计活动中的至上原则。明末富商对造园如此热衷，也正是因为受到主情审美观念的影响，将真情寄托于山水花竹之间，园林的最终呈现往往并不是工匠决定，而体现的是主人的偏好，正是这个道理。在主情审美观念的影响与指导下，江南文人造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之势。

（二）尚奇之美

主情审美观念统治下的明末造物艺术百花齐放，但在个性化及自由意识发散之际，审美观念演变为新的尚奇审美观念。顾名思义，便是以“奇”为审美原则和万事万物的评价标准，以推陈出新的态势迅速更新造物风尚。尚奇审美观念的迅速流行一定程度上与两种因素有关：一是同时期的西学流入，玻璃制品、自鸣钟与小巧的圣母像，这些新奇的西方造物激发了文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为他们打开眼界接受“奇”的审美标准做了铺垫；二是当时世俗生活在商品经济和阳明心学的催化下已经十分开化，对“奇”文化具有很高接受度，该时期通俗小说与戏剧均以“奇”为卖点竞相问世，销量颇丰，造就了明清怪奇小说的盛景。综上，整体的社会尚奇风气也在尚奇审美观念的引导下愈演愈烈，江南文人因自己在文化场域中与普通百姓的区隔性与领导地位，必定成为“奇”的最狂热追随者，乐于追寻奇货，也常在书法绘画、造园造物上将个人主义抒发到极致，达到常人难以欣赏的程度。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几乎搜罗尽世间所有，光分类便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器具等十二卷之多，作序的好友沈春泽都赞其“角异猎奇”，是为明末尚奇之风流行的实证。市场对造物的需求奇引发文人的造物奇，而文人造物愈奇便愈能获得外界的更多认可与追捧，最终在这由市场、文人与购买者的相互作用下，尚奇审美观念与文人造物在明末被推至高潮。

（三）求实之美

甲申之变后，心学地位式微，实学重新占领思想高地，审美观念也相应由“奇”转为了脚踏实地的“实”。受求实审美观念，以及明灭后高门望族多已覆灭，文人生活条件巨变的影响，清初江南文人造物一改明末的流于表面，重新回归于节俭实用的大趋势。最具代表性的实证当属文人李渔，其在《闲情偶寄》开篇立论部分便掷出自己的期望：“一期点缀太平；一期崇尚俭朴；一期归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表明自己号召俭朴与归正风俗的决心，同时以“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批判奢侈，造物实践中也处处取简去奢。《居室部》中以“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为引，提出李渔的造园主旨“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③10,181，因此，通常以精巧、新奇、雅观来概括李渔造园的基本审美标准⑨。其造物则创新地在求实俭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起身边的现有材料，对传统家具进行实用性改装，可谓将求实审美与节俭准则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

求实审美观念的出现，既是对明末尚奇审美的反拨，也在其中孕育了清初审美新的生机，是明末清初审美观念嬗变的重要一环，在对江南文人造物思想的流变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文人造物思想在不同时期与社会生态相适应的特征。

五、结论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中重要的转折期，同时也是江南文人造物思想的丰收期，其造物思想受众多因素影响产生的流变，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守旧古雅，来到了实用革新的全新时期。究其成因，这一历史过程的出现是明朝鼎盛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萌芽后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发展导致了江南文人处境的急剧变化，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带来了新市民阶级的产生机会，新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又为造物提供了新的需求与思路，同时复杂的哲学思潮与审美观念变化时刻影响着文人造物的具体体现。

虽然千古王朝已作土，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造物思想却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以其造物范围之广，叙述之详，行文之优美，审美之雅趣著称，长期以来吸引着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对其不间断研究，对指导现代设计有重大参考意义。明清所处的时期是科学尚未开化的16世纪，倘若身处现代的我们，可以将新生的明末清初江南文人造物思想贯彻到现代设计教育、设计实践中去，一定可令古制之身再生出不朽的现代价值。

 

文中表格采自：

①吴玢.晚明江南地区儒匠群体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②余同元.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明末清初之造物思想嬗变及创新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20bg133）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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