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峰
黄小峰,199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博士均就读于此,现为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其研究综合运用图像学、形式分析、社会史、视觉文化等各种方法,以对图像和作品的理解为基点,注重分析绘画作品细节及其所在的语境。本文听他讲述与中央美院的渊源、美院老师们对他在学术和做人方面的影响、他是如何学习和研究美术史的……
与中央美院的渊源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
在读央美之前我就读于江西省文艺学校,是一所艺术中专,就读原因很简单,我父母在里面工作。在艺术中专学习时,我喜欢画油画,当时想考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然而差了一点,没有考上。当时除了画画,我还修艺术概论的课,课程讲怎样看和理解艺术品,通过这门课我知道艺术品是需要理解和研究的。以至于虽然后来我一直致力于画画,但仍喜欢绘画研究。有一年我去杭州考试,路上带了一本当时看 不太懂的读物——《石涛话语录》。我喜欢绘画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即我接触到很多艺术类杂志。我妈妈在艺术中专的传达室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收发报纸、杂志。每个月杂志送达时,我都可以阅读很多种杂志,比较喜欢看《美术报》《美术研究》《世界美术》。
我1998年考上中央美院,之所以考中央美院,是因为父亲发现1997 年《美术研究》的某一期登了中央美院的招生简章,其中有美术史系,我看后感觉挺不错。关键1998年不用到北京进行专业考试,只要准备材料就可以报名。当时要写一篇1500字的论文,我写了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被录取。上了大学以后,同学虽然也有和我一样是艺术生进来的,但大部分是文科生。我毕竟是艺术生,文化课还不是很好,尽了很大努力,压着线进来的。
在中央美院的学习时光
三个契机
李嵩,《货郎图》,南宋,册页,绢本设色,25.7×24.2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我那一届本科班有16位同学,刚入学时,大家都不清楚什么叫美术史。每个同学都很努力,有的人较快找到努力的方向,进入正轨;有些同学兴趣很广泛,什么都想做,但成效可能不会一下子显现出来,不过对以后会有好处。我认为只要有兴趣,努力是相对的,只不过是早晚找到方向的问题。当时上的课让我一步步认识到了什么是美术史和美术史研究,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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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契机是大一时学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画论。当时请王泷先生给我们讲顾恺之的画论,我印象非常深刻。王先生的板书都是竖着写,全写繁体,上完课后我晕晕乎乎的。王先生让班主任给我们布置课后练习,每个同学都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读后写一篇文章,并做报告。当时大学才过了一两个月,在很迷茫的状态下进入专题研究,这促使我们找书、看材料并仔细阅读,进而想怎么做研究。我不记得当时做了什么报告,但这个讨论课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识到要读书,并要理解和揣测书中的内容,认识到书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培养兴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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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契机仍是在大一,因为对美术史还比较迷茫,我和同学李峰便到图书馆翻画册,一下午翻了好几本,其中有一本画册大约有两三千张图,从原始到当代,我俩一张张地翻,一张张地讨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践,好多东西以前接触过,但完全没有想画中画了什么和表现什么。翻画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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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契机是在大三,当时正烦恼该如何进一步学习美术史。大三时两史一论课程都结束了,开设了专题课,但不太容易找到研究方法、进入专题研究。我就去图书馆,翻外文的美术史研究著作,有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的《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国肖像画》(boundaries of the self: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的《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等。这个阶段读的文章,使我广泛了解学术史,慢慢地带我进入研究。读这些书可能不会和自己所做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但会让视野开阔。对于本科生来讲,读书这个兴趣很重要。
两位恩师
李嵩,《市担婴戏》,南宋,册页,绢本设色,27.6×25.8厘米,台北故宫藏
尹吉男老师和薛永年老师在学术和做人方面对我的影响都很大。1992 年我还在读艺术中专,尹老师到江西龙虎山考察,艺术中专有老师认识他,请他做讲座,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讲座题目是《风格与嘴脸》,此后便一直关注尹老师和中央美院。进入央美后,“中国美术史导论”的第一节课是尹老师讲的,他讲了方法问题、风格与样式,以及怎么读书和做研究。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培养读书的兴趣,打车到三联,舒舒服服地坐在三联台阶上看书。读书的乐趣,就是做研究的基础,尽早让自己进入享受读书的状态。”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性,我考研时特别想跟随尹老师,和他通过电话,他表示同意。当时本科生的固定教室在中央美院五号楼二楼,对着开水房,尹老师的办公室在三楼,他有一次下楼打开水和我不期而遇。尹老师告诉我要怎么复习,怎么把握学术史。
后来我做尹老师的研究生时,他慢慢发展出研究方法,如他2000年参加大英博物馆“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学术研讨会”,写了《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发展出知识生成、知识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和他强调学术史有关。其实他对我的影响倒不全在方法,更多的是思路,即清晰认识到作为一个研究者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不是历史之中的,而是历史之外的,要追溯这段历史如何发生,这段历史知识如何生成。这会带来新的思考方式,包括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哪怕是学术权威的观点,如果通过自己的研究,觉得前人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薛老师在我上本科时已不给本科生上课了,但是在大二下学期,他给我们上了一堂书画鉴定的课,内容是对《溪岸图》的讨论,上完之后我对薛老师印象深刻。考博我选了薛老师,他是位非常严谨的老师。我们写的每篇文章他都看,并写下详细的评语。他当时讲:“你们要写文章,第一篇学术论文很重要,可能决定了以后学术界怎么看你们。”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对《货郎图》的研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 看,看后写了评语,并推荐到《故宫博物院院刊》。我现在依然会把文章给薛老师看,在等待他回复的过程中,心里还是很惶恐。薛老师为学生树立了一个榜样,学术是永无止境的和严肃的。总体来讲,我从尹老师那学到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他让我们拉一个问题列,分析一环套一环的线索,这是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薛老师那儿也学到了概括能力,薛老师的概括能力很强,很复杂的问题,他三言两语就能把它讲出来,我也想仿效他,但学不了,很难学到。
注重学术史的教学特色我现在给本科生上课侧重学术史,希望学生能从学术史的角度理解美术史,在一般教材讲述的美术史故事之外,还能探索出更多故事,并且将最新研究纳入进来。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将自身的研究讲给学生,是很鲜活的,学生会感觉跟老师的距离很近。我基本从社会背景讲艺术品,具体风格形式讲得不多,怎样把风格形式和思想观念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需要反思的,也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有学生问“怎么理解皴法、点子、线条”这一具体问题,传统鉴赏对笔法的认识是美术史很重要的一环,现在技术艺术史的研究益发受到重视,因此也可以加入教学实践课程。
美术史研究:不为方法而方法
以图像为基础,注重细节研究
佚名,《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明,绢本设色,36.6×530.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的货郎场景
方法论很有趣,因此读美术史都会经历一个迷恋方法论的阶段,我大二、大三时经历了这一阶段。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课由易英老师讲,我当时非常着迷,找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等西方理论家的书看,写的论文跟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有关。我读了很多方法论原著,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但这些方法论不能直接和研究发生关系,中间需要经过转化。怎样把从学术史上学到的东西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还是要找到一种办法,即要练习。平时要为自己设置一个小的选题,在学期论文之外,每个月有一个小的研究,平时不做研究的话,就不能很好地把学术史中大师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上,更谈不上开创什么方法。
我研究所用的方法比较杂,有时侧重社会史、有时侧重图像分析,对我来讲方法是手段,我的研究是将对图像和作品的理解作为一个基点。每件作品的图像不一样,比如对山水画和人物画的视觉因素认知不同,自然会涉及不同方面。如董其昌的画上若有很长一段题跋,可能讲他自己的事情,可能讲朝廷的事情,自然会引起人们思索这段话和画面的关系,就会涉及社会史等内容。还有北宋绘画后面有南宋、明代、清代等的题跋,通过研究题跋可以探讨收藏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替代对北宋绘画本身的理解,美术史还是要解决图像和作品本身的问题。比如《货郎图》没有很长的题跋,所有内容都来自图像,因此必须要深入了解图像,便会涉及物质文化的研究,可能会跨越到瓷瓶、香炉等各个方面。研究同一幅画侧重点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也会不同。
做研究要不断地想问题,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研究特点也会不一样,我的方式是比较喜欢研究图像细节。一方面因为细节没有太多人注意,或者注意到了没有提出很好的研究方案;另一方面因为细节能体现特殊性。以《货郎图》为例,宋代和明代的《货郎图》表现的题材相同,但细节不一样,细节能体现出作品的时代和特点,研究细节其实是对图像的兴趣和关注。在立足于图像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以今人的视角理解古代。
我研究一幅图,先用当今的常识理解,有些东西用今天的常识能解决,有些东西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要回到当时的语境。试着想当事人怎么想、怎么画这些画,试着用古人的眼光去看看那个时代,这是做美术史非常有趣的地方。我研究《货郎图》、端午扇都用了这个方法,用常识看扇子上画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的,这就意味着扇子上的视觉文化和现在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如何进一步讨论?即要从具体作品的图像中出来,分析当时人们怎么看它,研究什么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种文化。
带着问题记图像
《端午戏婴图》,宋,册页,绢本设色,24.5×25.7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研究绘画需要记大量图像,不仅要记住图像,还要记住对作品的感觉。现在有大数据,这是好的趋势,但不能完全替代在大脑里存储数据。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有效性,如果凡事都靠检索,有效性会降低。一方面,当你看到一幅图像时,若脑子里没有想出相似的图像,就要花费时间检索;另一方面,当你看了一幅图像,若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就没有想要检索的动机,或许就失去了重要的研究材料。若把图像存在脑中,图像出现时,就会迅速产生是否认识图像的反应,若不认识则会促使你进一步研究它。这种有效性也许以后也会被替代,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脑中记住图像会让你感受到很多乐趣,有了乐趣才有研究的热情,这无法被替代。
存储图像的一种方式是要找图,在看图的过程中把图像记录下来,拍照片是一种方式,但更有效的方式是平时做大量研究,研究本身就是很有效地找图和记图的过程。如我对《货郎图》产生兴趣是从硕士论文(《晚清北京古书画市场中清初“四王”绘画之境遇》)开始的。研究书画市场会讨论书画交易,研究清代时我注意到清宫里面有所谓的买卖街,当时觉得《货郎图》也是表现买卖,且货郎的装扮很奇怪,想要对其进行研究,但因没有具体材料,就没有深入下去。后来在读博期间翻图片时,突然翻到《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画中的货郎使我豁然开朗,激活了我对《货郎图》的研究,很快就写出一篇学期论文。这说明平时收集图像,脑子里要存在问题,才能更好地记住图像,在此过程中无意发现的图像可能会突然激活你正在做的研究。
重新思考美术史,寻找研究新方向
《夏卉骈芳图》,宋,册页,绢本设色,23.7×25.2厘米,北京故宫藏
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评价美术史,而要认识它、研究它,美术史中的经典是超越时代的,能不断激发人的思考,使读这本书的人能不断地与之进行对话。现在学术界对美术史普遍都有兴趣,各个学科的学者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这和图像化时代有关。美术史要怎样发展,怎样推动对中国古画的研究,对美术史是一个契机,但也带来很多挑战。
若要美术史的大框架能够被更新,需要对构成美术史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进行重新思考。经典绘画是形成美术史框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是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的,对它的认知会不断更新对其他作品的认知。所以说,研究经典绘画不是要研究经典本身,而是要推动对整个美术史的认识。重新梳理经典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而是为了再次证明它。如果能够证明,就接受现有观点。重新梳理经典的过程中,也会 将以前不被纳入主流叙事的作品纳入美术史中,不断丰富美术史,丰富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质变。
我在前几年感到一些迷茫,总想在方法上出新,现在认为重要的不是创新方法,而是要清理美术史,对美术史进行详细解读,所以我又认识到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一个是思考中国古代绘画和博物学的关系,这种博物学不完全是现在理解的自然博物学,而是中国古代对天文地理、花草动物的认识,其中带有一定的儒家思想基础,又包含其他思想。通过博物学了解宋代花鸟画,以后还会涉及人物画,去探究到底绘画图像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视觉观念。另一个是关于收藏史的研究,我和薛永年老师有一个研究清代收藏的项目,还没有做完,要继续推进。
亲身体验收藏
收藏明信片、照片和美术史研究是双向关联。收藏对我有两点影响,其一,现在美术史研究倾向于视觉文化、物质文化,我在学习美术史的过程中受这样的影响,对像明信片、照片这些小玩意儿感兴趣。我研究的风俗画,其实和照片、明信片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如何定位这些相对较通俗的东西,是我会不自觉关心的问题。收藏照片、明信片能督促我更关心与物质文化、视觉文化衔接得更紧密的东西。其二,我是在研究了收藏史后开始收藏照片和明信片的。这些东西虽然价值不高,但能让我在短时期内体验到一种收藏文化。要买它,就会小心谨慎挑选,从中体会大收藏家斤斤计较于品相、版本,以及和古玩商的斗争,这样的体会很重要。
明信片——八破,民国(估),中国,14×8.8厘米,黄小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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