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艺术交流使我打开了眼界，也为我们后来创办自己的比赛积累了必要的资源。”
办比赛这个想法起源于我自己带队参加比赛以及在世界大赛中担任评委的经历。第一次是我带领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参加1984年的日本大阪国际芭蕾舞比赛，帮他们化妆、找药、买饭等等。1995年后，我相继受邀担任许多世界大赛的评委，包括韩国光州、美国纽约、杰克逊、保加利亚瓦尔纳、芬兰赫尔辛基、日本名古屋、莫斯科、瑞士洛桑、上海、北京舞院、香港等国际芭蕾舞比赛……很幸运的是，在我带队参加和担任评委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很多演员获得了金奖，包括张伟强、赵民华、唐敏、郭培慧、杨新华、武海燕、李俊、孟宁宁、余波、姚海婧、管文婷、曹舒慈等。这些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以及辽宁、上海、广州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在世界大赛的洗礼中脱颖而出，后来也都成为了中国及世界主要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和明星演员。
记得当年中国选手在美国杰克逊芭蕾舞比赛获金奖时，乐队现场演奏中国国歌，我在观众席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的选手更多是代表国家参赛，承载着为国争光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载誉而归后中宣部、文化部还专门开会奖励我们的演员。同时，中国选手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芭蕾的关注，在瓦尔纳比赛后的酒会上，街上恰好传来消防车的声音，当时的评委会主席尤里·格里高利维奇（yuri grigorovitch）就对我说：“中国芭蕾的迅速发展就像这消防车的声音一样，对我们都产生了威胁”。
通过担任这些世界主流芭蕾大赛的评委，我也认识了许多世界级的芭蕾明星和芭蕾大师们，像娜塔莉娅·玛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尤里·格里高利维奇（yuri grigorovitch）、胡里奥·博卡（julio bocca）、马哈尔·瓦季耶夫（makharva ziev）、鲍里斯·艾夫曼（bor is ei fma n）、让·克里斯托弗·马约（jea n-christophe maillot）、曼努埃尔·勒格里（manuel legris）、卡尔拉·弗拉茜（carlafracci）等等。这些国际艺术交流使我打开了眼界，也为我们后来创办自己的比赛积累了必要的资源。
在我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的15年间，我们发现了一些中国芭蕾的短板和缺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一直缺乏一流的芭蕾编导和舞剧作品。虽然我们也曾尝试编创了一些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中国版胡桃夹子》等具有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但总的来说创作水准还是有限的，没有一个舞剧是可以像罗兰·佩蒂（roland petit）、约翰·诺伊梅尔（john neumeier）的经典作品那样能够拿出一段双人舞作为保留剧目，而我们还没有编出那种高度的作品。从培养演员的角度，一方面我们需要好作品来滋养优秀的舞蹈演员，另一方面演员也需要通过比赛前的集中训练来促进他们在技术能力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提升。所以不论是从编舞还是演员的角度，我们的水平都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比赛这样的平台来促进我们的进步。
“在经费到位、场馆到位、艺术资源和国际关系到位的前提下，我们终于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
幸运的是，我在2008年卸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之后，得到了吕丽君基金会的一份特别赞助，于是我就想用这笔钱做一个中国自己的芭蕾舞比赛。在得到经济支持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个实体的剧院提供硬件支持，而我当时恰好担任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总监，于是在与陈平院长交流并获得他的支持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筹备工作。由于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比赛最初筹备工作是在我家中进行的，除我之外的参与者还有何平、李颜、王爱平和刘阳。我们参考赫尔辛基比赛的经济预算模式、洛桑比赛的组织管理机制以及美国青少年芭蕾大奖赛的周边宣传策略，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比赛章程及运作模式。就这样，2011年7月，在经费到位、场馆到位、艺术资源和国际关系到位的前提下，我们终于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
“我们编舞的参赛选手具备深厚的基本功底，但创作的作品却不打动人。”
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够办出自己的特色。我一直感觉我们中国芭蕾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好的编舞。所以我希望为中国的编舞们提供一个好的平台，也借此机会促进中国编舞的进步，这就是我创办编舞比赛的初衷。
然而四届比赛下来，我们看到中国编舞乃至整个舞蹈界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往往在半决赛比赛中看到一些有苗头的作品，但是决赛中的作品质量明显下降，令人失望，有些人甚至在发奖前就离开了，这就体现出他们职业精神的欠缺。其次，这几届比赛的外国评委普遍认为我们编舞的参赛选手具有良好的技术能力和基本功，但创作的作品却不打动人，也就是在编创和演绎的过程中对音乐选择和情感表达的忽视。最后就是我们舞蹈界存在学习惰性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样一个平台搭建在中国，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星和大师为我们带来工作坊、大师班、高峰对话等供大家交流学习的形式，但即便如此，一些业内人士还是缺乏参与的热情，有些时候还需要我们再三邀请参加，对此我感到有些遗憾。
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比赛，其优点就是我们在组织架构和执行方面的灵活度比较高，能够更方便高效地实践一些我们的创新和想法。然而在资金支持和影响力方面略显不足，我们并没有像官方比赛那样得到雄厚的支持。政府支持的官方比赛具有绝对的优越性，比如在目前国际比赛普遍缩水甚至停办的形势下，今年的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因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普京总统亲自参加闭幕式，其规模不仅没有缩水，反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办成官方的比赛，进而扩大比赛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但由于目前国内比赛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包括一些比赛奖项设置的不合理，获得奖项和职称评定、业绩、政绩以及各方面的利益挂钩， 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限制比赛的趋势。
“在参赛选手没有达到获奖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不颁发某些奖项，这既是对比赛评判标准的坚持，也是对评委会艺术水准的尊重。”
我们坚持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和艺术水准。第一，在挑选评委的过程中，我们优先选择世界主要舞团在职的团长或者艺术总监，因为他们具备当下的艺术鉴赏力，而且对于演员的评判更加敏锐和准确。此外我们还会邀请一些一流的明星舞者，他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感知到当下观众对舞者的期望。对于编舞比赛的评委，我会考虑一些剧场或剧院的经理，借用他们的艺术眼光来评选符合当代需求的舞蹈作品。第二，在比赛过程中，组委会从来不会干预或者引导评委的艺术评判，虽然我私下里和一些评委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绝对不会用任何私交来影响评委的判断，这一点是我们办比赛始终坚持的。第三，从发奖的角度，我们尊重评委会的决定，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维护评审的公平性。在参赛选手没有达到获奖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不颁发某些奖项，这既是对比赛评判标准的坚持，也是对评委会艺术水准的尊重。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平静的生活是很难激发出人才的。所以比赛的竞争压力也是我们学校和院团在培养人才上的推动力。”
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比赛究竟能够为选手带来些什么？现在办得比较好的的国际比赛普遍都比较关注选手获得的实际利益，像美国青少年芭蕾大奖赛和洛桑比赛比较吸引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为选手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奖学金。但这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国内很多学校和院团不支持自己的学生或者演员赴外参加比赛，担心造成人才的流失。比如我们第二届比赛的金奖获得者就是因为所在院团不支持，而未能使用获得的奖学金到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种担心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近年来也看到一些演员出国后又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出国的学习和经历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更长远一些，就应该支持这样有利于国际人才培养和本国艺术发展的比赛。
另一方面，比赛也是一种竞争，而这种竞争就会促进顶尖人才的培养。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平静的生活是很难激发出人才的。所以比赛的竞争压力也是我们学校和院团在培养人才上的推动力。比如来自上海的戚冰雪，当时她参赛时还带有几分学生的青涩，经过比赛的磨练，她现在已经迅速成长为上海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如果没有比赛前的集中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的丰富经历，这些年轻的演员就很难有如此迅速的进步。
“我们旨在提供一个融合了教学、训练、表演、创作、观摩等元素在内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使我们的大赛成为对舞蹈行业有价值并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
我们的比赛不仅局限于比赛本身，还包括许多为专业舞者编导以及广大芭蕾观众所设计的板块，比如大师班、工作坊、高峰对话等，还有每次比赛的开闭幕式及gala演出。这些活动为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大家也在交流中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邀请了很多世界级芭蕾明星来中国担任评委或gala演员，像布里吉特·勒菲弗（brigitte lefèvre）、谢尔盖·菲林（sergeifilin）、胡里奥·博卡（julio bocca）、曼努埃尔·勒格里（manuel legris）、乌里安娜·洛帕特金娜（uliana lopatkina）、赛米昂·舒登（semyon chudin）、马塞洛·戈姆斯（marcelo gomes）、林怀民、许芳宜、谭元元和我们国内各大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等等。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艺术魅力感染了观众，同时他们对于芭蕾这份事业的真诚与投入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我还记得第二届编舞比赛结束后，林怀民老师的认真坚持和评委对作品的争论，使得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前艺术总监布里吉特·勒菲弗（brigitte lefèvre）离开时落下眼泪，感谢其他评委在讨论过程中对她的包容。本届比赛的评委们为了决定比赛结果一直讨论到半夜三点，这分执着和认真让我特别感动。还有这次比赛的评委和gala表演嘉宾马塞洛·戈姆斯（marcelo gomes），我们曾经一起在洛桑比赛担任过评委，他以前对中国鲜有了解，但这次来了中国以后，很惊喜于中国观众对于芭蕾艺术的热情和对他的作品的喜爱，我们比赛的组织和志愿者的服务也深深的感动了他。观众所熟知的乌里安娜·洛帕特金娜（uliana lopatkina）是一位非常难以接近的女神， 但我觉得真情是可以打动人的，比如她来我们这里做评委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她的需求，同意她带女儿一起来，于是她被我们的真情实感、艺术眼光和职业精神所打动，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她的到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天鹅之死，感受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对待艺术的真诚和认真，这些艺术交流在我看来是十分宝贵的。通过比赛这个平台，我们和这些世界大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不只是我个人的，更多的是他们建立了与中国的联系，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开放、包容和宽厚。
一些国际主流的院团也通过比赛发现了优秀的中国选手和编舞，并邀请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还作为中国的国际赛事，吸引了世界主流国际芭蕾比赛的关注，进而建立了合作关系，像洛桑比赛的ceo/艺术总监谢丽·帕奥尔（shelly power）女士这次来到我们的比赛，给优秀选手颁发直通洛桑比赛的通行证，美国青少年芭蕾大奖赛也在今年10月于深圳举行亚洲区域预选赛。现在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是个有潜力的艺术市场，然而我们中国赛事能够给予什么，芭蕾创作又能够给予什么，都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毕竟丰厚的奖金本身不足以也不应该成为吸引选手和艺术家前来参与比赛的动力。
为了给我们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带来更多的职业体验，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一些专业舞者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比赛当中，比如担任比赛主持人的曹驰、曹舒慈和林雅濛。除此之外，因比赛而举办的芭蕾gala也成为了国家大剧院的一个品牌项目，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爱芭蕾、关注芭蕾的观众群，为比赛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将芭蕾比赛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国际文化品牌，为广大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们提供一个融合了教学、训练、表演、创作、观摩等元素在内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同时我们也希望比赛及其周边活动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有所收获，从而使我们的大赛成为对舞蹈行业有价值并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
最后，我还特别要感谢为我们大赛辛勤付出、有着极高艺术修养的的组委会工作人员以及由秦潇潇组织的来自各行各业、具有国际水平的志愿者团队，正是他们的热爱与奉献，使我们比赛的延续和精神的传承成为了可能。
文章来源：舞蹈剧场杂志
口述：赵汝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