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陶瓷 麦森 图像 创新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德国藏中国明清瓷器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9yjc760121）的阶段性成果。
一、 萨克森选帝侯亚洲瓷器收藏的分期与来源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以丰富的亚洲藏瓷闻名于世，其藏品主要来自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强力王（augustii the strong，1670－1733）的收藏。奥古斯特二世在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以及波兰华沙等地建造了系列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宫廷建筑师马特乌斯·丹尼尔·珀佩尔曼（matthäus daniel pöppelmann，1662－1736）和约翰·克里斯托夫·克吕福（johann christoph knöffel，1686－1752）负责德累斯顿宫殿、歌剧院、画廊、桥梁等城市主要建筑设计图稿[1]。1717年，强力王购买了伯爵雅格勃·海因里希（jacob heinrich）的荷兰宫（holländische palais），并将东亚瓷器等收藏陆续迁移至此。1727年，荷兰宫更名为“日本宫”（japanisches palais），珀佩尔曼及古典巴洛克建筑家扎卡利亚斯·龙格鲁尼（zacharias longuelune）将日本宫墙面装饰和塔式架结合设计，以展示亚洲藏瓷[2]。
萨克森地区的宫廷藏瓷主要属于16至18世纪，在奥古斯特二世时期达到鼎盛。以奥古斯特强力王旧藏为主体的德累斯顿国立艺术博物馆中的亚洲藏瓷记录在1721－1727年的档案中，已被整理登录的达24000余件。其中包括中国瓷器约17000余件，其余多为日本瓷器，还有部分高丽青瓷，以及一件越南青花罐等[3]。目前存世旧藏10093件，中国瓷器占8400余件，其余流散于世界各地[4]。收藏中国瓷器以青花瓷数量居多，同时包括五彩、粉彩、德化白瓷和宜兴紫砂；日本瓷器包括伊万里青花瓷器、柿右卫门式样及金襕手等类型。这些瓷器的收藏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缘起：美第奇的馈赠德累斯顿最早的亚洲瓷器收藏器物年代约为16世纪中期，这是一批来自于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托斯卡纳·费迪南德·美第奇（toskana ferdinand de’ medici，1549－1609）在1590年赠送给德累斯顿萨克森选帝侯克里斯托一世（kurfuerst christian i.，1560－1591）的中国明代瓷器，包括素三彩和青花等品种共计16件，8件仍流传至今[5]。其中有三件为青花碗，包括两件带有鸬鹚荷花及山水纹样的青花碗、一件饰有水藻鳜鱼纹样的盖碗，以及两只碗内部有青花纹样，外壁施红彩或绿彩描金装饰[6]。此外，还有一件造型独特的素三彩瓷塑凤凰酒瓶（wine carafe）[7]和两件龙虾、蟾蜍造型的素三彩水滴〔图一〕。
图一 素三彩瓷塑凤凰酒瓶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藏（二） 兴盛：展会购买及礼赠
奥古斯特二世即位后，在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是萨克森宫廷藏亚洲瓷器的主要收藏时期。邻近德累斯顿的莱比锡是当时欧洲的重要商业城市，也是大型展销会的举办地。来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瓷器，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市场购买并海运到欧洲后，除订制物品外，大多数瓷器由德国商会从荷兰拍卖购回，在德国莱比锡展销会（leipzig fair）中转售。德累斯顿的奥古斯特二世强力王非常热衷于莱比锡的展销会，并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瓷器[8]。他在担任波兰王后，还从华沙马苏伦（masuren）购买过大量的中国五彩瓷。一些大臣还参与协助奥古斯特二世购买亚洲陶瓷，根据茨温格宫所藏的瓷器清单记载，萨克森大臣坎特·拉格纳斯卡（count lagnasco）曾在1716年旅居普鲁士，这一时期他为奥古斯特二世购买许多亚洲陶瓷。此外，奥古斯特二世也曾收到一些作为礼品赠送的东亚瓷器。陆军上将菲尔德·马歇尔（field marshall）和首相坎特·弗莱明（count fleming）都曾分别在1715和1723年将个人收藏的东亚瓷器赠送给选帝侯[9]。
（三）巅峰：置换交易奥古斯特二世藏品中有一百余件康熙青花近卫花瓶（dragoner vase）[10]，目前部分展览在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展厅〔图二〕。1717年，奥古斯特强力王赠送六百名骑兵给腓特列·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688－1740），并得到威廉一世在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和奥拉宁堡（oranienburg）两处宫殿所藏共计151件花瓶的馈赠[11]。因为这一以近卫兵置换花瓶的历史事件，这批花瓶又被称作近卫花瓶。这些瓷器大部分是威廉一世的父亲，即普鲁士第一位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657－1713）在世时期的收藏。威廉一世继位后，介于多种原因将瓷器与奥古斯特强力王置换。这也是当时欧洲亲王之间一种常见的变相购买方式。
图二 康熙青花近卫花瓶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藏
近卫花瓶为带盖青花瓷瓶，为康熙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典型外销瓷类型之一。高度约104厘米，装饰繁密，构图饱满，笔触细腻，瓶身自下而上分多层绘画，以白地蓝花的中国荷花、蕉叶类纹饰和瓶腹部中心的蓝地白花卷草龙纹相结合，极具装饰感，是康熙时期青花瓷器中的精品。目前，奥拉宁堡宫殿中也展出了两件近卫花瓶，均为近年从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回购所得，和其他亚洲瓷器共同放置在战后按建筑图纸修复的展厅塔式陈设架两侧，作为传奇历史的见证〔图三：1、2〕。
图三 康熙青花近卫花瓶 德国柏林奥拉宁堡宫藏
（四）后续：流散与重建
在奥古斯特二世的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在位期间，因为财政的原因又将萨克森宫廷藏瓷中的部分器形和装饰相近且数量较多的瓷器转售于临近的柏林等地区贵族王室。萨克森宫廷藏瓷也被转移至库房存放，直到1876年才重新展出。二战期间的转移保存，使大部分瓷器免遭掠夺，得以幸存。部分流失到俄国的萨克森宫廷东亚藏瓷，此后又归还于德累斯顿，但仍有大量流散于世界各地。奥古斯特强力王整理了亚洲藏瓷，在瓷器的底部以浅刻和黑彩书写罗马字体n和数字编号。今天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相关的萨克森宫廷藏瓷，也因底部这些独特的编号而易于辨认，成为可供比较的标准器。如在莱比锡格拉西（grassi）应用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的康熙青花外销八仙纹葵口碗，与德累斯顿茨温格宫中的传世品风格一致。而柏林东亚博物馆所藏的康熙青花仕女纹盘也与德累斯顿旧藏相近似，这些器物均有奥古斯特n的编号。20世纪初，时任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博物馆馆长恩斯特·兹摩尔玛门（ernst zimmermann，1866－1940）也曾向德国奥斯卡·鲁克（oscar embden）家族中购买了大批中国陶瓷[12]。此后德累斯顿茨温格宫还陆续接收到社会捐赠。新增瓷器数量有限，主要为中国的高古陶瓷、清代中晚期瓷器及少数明清官窑瓷器，它们进一步丰富了德累斯顿收藏的范围。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宫收藏的瓷器中，底部没有n编号的瓷器都是19世纪之后陆续增加的部分。
二战期间，因英国等盟军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城区主体建筑严重受损。大部分瓷器及其他珍宝因早期转移库藏地而得以幸存。随着战后相关建筑的重建和修复，亚洲瓷器也陆续移回茨温格宫殿，茨温格宫也成为今天德累斯顿国立艺术博物馆的陶瓷馆。展厅的重建以1727年珀佩尔曼和龙格鲁尼的室内设计图纸为基础，将瓷器以增加金色底座的形式装饰于巴洛克建筑墙面，复原塔式陈设架，并与现代玻璃展柜的布展方式结合〔图四〕。在奥古斯特二世之后陆续新增的明清官窑瓷器等，也被有选择地在展览中呈现。近年，也有部分开始迁回与茨温格宫殿一河相隔的日本宫，重现日本宫18世纪的亚洲瓷器收藏的情形。
图四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内景二、启发与审美：从亚洲藏瓷到瓷厂创办
奥古斯特强力王不仅热衷亚洲藏瓷，也迫切期待能够生产瓷器。他执政期间，在紧邻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麦森（meissen）[13]地区，由专人研制生产出欧洲最早的硬质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随之创办麦森瓷厂。奥古斯特强力王也成为欧洲第一个拥有自己瓷厂的君主，影响并推动了欧洲其他君王皇家瓷厂的创办和审美趋势。欧洲皇室设立瓷厂体现了中国明清御窑厂的相近职能，除家族特别定制外，大部分产品同时用于销售，而不局限在宫廷内部。
由于帝王意志和对瓷厂的直接管控，萨克森宫廷藏瓷对早期麦森瓷厂的烧制、造型、纹饰、工艺技法等都具有启发性，异域审美也影响了麦森瓷器风格并实现了向本土化审美的转变。造型独特的中国仿生瓷壶、烛台、瓷塑人物及极具异域风格的龙凤、花鸟人物纹样以及日本鸟笼瓶（vogelbauervase）器形和风格化的“岁寒三友”“老虎和树篱”等主题纹样，也在早期麦森瓷器的制作中得以复制，并进一步发展为麦森“中国风”等经典式样。
奥古斯特二世曾要求麦森瓷厂精确地仿制他所收藏的亚洲瓷器，在对异域瓷器的图像认知中，麦森瓷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嫁接（transculturation）的现象，即一种文化在另一区域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从而将外来特征融合和吸纳进特定情境的过程[14]。麦森瓷器也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符合欧洲审美的亚洲式样，如麦森瓷厂早期制作的极具特色的“米酒瓶”（sakebottles），器形受到日本外销瓷器器形的影响，这样的日本瓷瓶在奥古斯特强力王的收藏中极为常见。瓶腹则采用欧洲贵金属器皿上凸纹装饰技术呈现具有浮雕效果的欧洲花卉、兽首或人物纹。在将“岁寒三友”等亚洲藏瓷主题纹样仿制于瓷盘等器物之上的时候，也会将原空白口沿处绘满花卉边饰，以趋于本土盛行装饰风的巴洛克华丽审美[15]。麦森瓷器体现了对东方元素的借鉴，同时受到欧洲本体的审美的影响，在仿制和创新过程中，强调对原始组合图像的偏移、形式调整，以对称工整加强画面整体形式感知强度的欧式提升[16]。
三、麦森瓷厂的创烧、仿制与技术革新
经波特格尔、艾铭格、海洛特、凯恩德勒等对制瓷技术的突破和不断发展，约1710年，麦森瓷厂开始作为萨克森选帝侯的皇家创烧瓷器场所，并在同年5月首次参加莱比锡贸易展会，成为欧洲贵族收藏的奢侈品之一。麦森瓷厂的生产影响了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地方的瓷业发展。
（一）胎釉技术和欧洲其他地区相近，萨克森地区的陶瓷在17世纪主要为粗陶（irdenware）、精陶（steingut）以及炻器（steinzeug）。粗陶，或称砂陶，坯体密度较低，具有吸水性。精陶可用氧化锡施以白色底釉，再进行彩绘装饰，也称为费昂斯（faience/fayence）。炻器坯体不渗水，但炻器胎土成分和瓷器不同，呈红色胎质，而瓷器为白色坯体[17]。随着17世纪海上贸易的兴盛，欧洲对于大量涌入欧洲的亚洲瓷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尝试探寻其秘密所在。尽管有很多地区声称发现了瓷器的奥秘，但仍未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奥古斯特二世不仅热衷于亚洲藏瓷，也同样期待能生产瓷器，他任用埃伦弗里德·沃尔特·冯·齐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1651－1708）和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在不断的探索中，最终在欧洲率先创烧瓷器。
早在1702年左右，齐恩豪斯就接到奥古斯特二世兴建瓷器工厂及生产瓷器的指示。他曾在1701年专程前往巴黎、代尔夫特等地，当时的巴黎以生产“法国瓷器”（frittenporzellan/fritware）驰名，采用的是一种从玻璃器皿制造“熔块法”发展而来的技术，在坯体原料中加上白色的乳化剂；而代尔夫特则以装饰中国瓷器图案的“费昂斯”（faience）釉陶盛行一时。齐恩豪斯回到德累斯顿后，结合当地陶瓷生产经验，尝试不同土质的混合制瓷，并将窑炉改进，烧造温度可达1450℃，但仍没有取得成功[18]。波特格尔称非贵金属可通过嬗变炼成黄金，他曾是柏林地区的炼金师，后从普鲁士来到萨克森。另一位化学家帕布斯特·冯·奥海因（gottfried pabst von ohain）也在1701年被奥古斯特二世邀请来德累斯顿，共同研制瓷器的烧造。
1707年波特格尔发现附近瓦尔登堡市（walsenburg）和科迪斯地区（colditz）两地的矿土，其含有对生产瓷器最为重要的高岭土（kaolin）成分。他在随后的实验中添入助熔的类长石矿（alabaster），此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烧成温度在1250－1300℃之间的控制，最终成功地烧制出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瓷器。瓷器烧制配方于1708年1月15日首次被记载[19]。随着瓷器创烧的成功，奥古斯特强力王在1710年创办麦森瓷厂，波特格尔写有瓷器配方的文档也被麦森瓷厂保存至今〔图五〕。长石的比例不少于12.5%，来自科迪斯等地区含有高岭土成分的矿土约87.5%，最后以不超过1400℃的高温烧造。从1724年开始，麦森瓷器坯体的主要成分为长石、石英和高岭土，从这一时期开始，高岭土主要从距离麦森12公里的塞里茨（selitz）山上开采，沿用至今。麦森瓷釉主要来自像玻璃一样的原料，即石英（quarz）和助熔剂（flussmittel），将它们同时在稀释的悬浮状进行研磨和混合，再施于器物表面，经烧制而成[20]。
图五 波特格尔瓷器创烧实验记录 德国麦森瓷厂藏
（二）装饰工艺麦森瓷器装饰手法多样，装饰工艺包括胎体装饰和彩绘装饰两类。胎体装饰多浮雕以及贴花等工艺，以德累斯顿的金匠约翰·艾铭格（johann jacob irminger，1635－1724）设计的作品最为出名。高浮雕的制作，往往将部分模印出的局部装饰粘贴在器物表面；浅浮雕则多在阴模内保持细致纹样，手工拉坯后的素坯在未干时，通过模具挤压的方式，形成表面的浅浮雕效果，和中国宋元时期传统瓷坯装饰工艺相近。此外，在固定的模具上模印出独立的花、叶等，也可以通过稀质黏土粘接在器物表面，形成贴塑装饰。如在一些白瓷或红陶的茶壶上粘贴模印出的花、叶形辅助装饰，这一手法借鉴于萨克森宫廷藏中国宜兴紫砂壶〔图六〕和德化白瓷。
图六 宜兴紫砂壶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藏
麦森瓷器的彩绘装饰，包括釉下青花、釉上彩以及金彩装饰。彩绘用笔取材于松鼠尾部的毛质，在质感上和景德镇传统瓷绘黄鼠狼毛质画笔相近，硬度和韧性的统一极适合釉彩绘制[21]。约翰·格里奥·海洛特（johann gregorius höroldt，1696－1775）对麦森瓷器的釉彩技术具有重要的影响[22]。1719－1720年间，海洛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瓷厂杜·帕奇业（du paquier）工作。随着麦森瓷厂的发展和壮大，1720年5月海洛特来到麦森瓷厂工作，并带来蓝色和红色两种釉彩。由于海洛特高超的绘画技艺和对釉色的把握能力，1724年他被奥古斯特强力王任命为宫廷画师。1725－1726年间，海洛特根据萨克森宫廷藏亚洲瓷器上的纹样以及欧洲盛行的远东旅行报道、书籍插图等，设计了约一千件“中国风”图样，当时的麦森瓷厂临时聘请了一些画师，均以此为摹本。至1731年，海洛特成为萨克森宫廷首席画家和执管者，并将色釉装饰发展到以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紫色等为基调的16种珐琅彩，麦森瓷器也从最初的单色绘制发展成丰富的多彩装饰[23]。麦森瓷器在彩绘也使用金彩装饰，或独立运用，或结合珐琅彩装饰。通常在完成釉上彩装饰低温烧造后的器物表面，以金箔加工，做金彩装饰，入窑复烧，出窑后再打磨抛光[24]。珐琅彩结合金彩的综合装饰技法，最终还促进了麦森釉上彩绘瓷器代表性装饰风格的形成。
（三）瓷塑艺术动物和人像等瓷塑是麦森瓷厂重要的产品，瓷器雕塑之父——约翰·约阿西姆·凯恩德勒（johann joachim kändler，1706－1775）创造了一批经典瓷器。这些造型的设计多来自神话、诙谐戏剧、流行文本等中的经典人物和动物形象[25]。制作方式多采用分段模制和局部手工雕刻相结合的方式。麦森瓷厂初期曾对康熙素三彩鹦鹉、瓷狮等动物进行仿制，并在后期逐渐开发出特定的猴子、乌鸦等动物瓷塑。除了小型的人物雕塑外，凯恩德勒也曾应奥古斯特强力王之需，制作了一批形象生动、雕刻细腻的大型白色动物瓷像。以瓷土塑形，比拟孔雀、象、公牛等真实动物大小，坯体干燥后施透明釉色后入窑烧成〔图七〕[26]。
图七 白瓷公牛 德国麦森瓷厂藏
麦森瓷厂的人像瓷塑延续了欧洲的雕塑传统，十八世纪欧洲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形象，也成为人物瓷塑的取材主题。在人物瓷塑中，身体的各部位由独立的模具分开制作，并用泥浆粘合成一体后，辅以局部手工雕刻，再施透明釉烧造。麦森瓷器雕塑的高度多在10－50厘米之间，用以室内装饰摆设。模制工具很多在麦森瓷厂得以保存〔图八〕。随着釉彩的完善，素烧完成的瓷器人物及动物形象，往往需以彩釉描绘细部，入窑二次复烧，形成色彩斑斓、具有立体造型的创新产品和经典形象〔图九〕。
图八 陶瓷模具 德国麦森瓷厂藏
图九 瓷塑人物制作流程 德国麦森瓷厂藏
四、麦森瓷器和东亚瓷器的比较
萨克森宫廷收藏的东亚瓷器与麦森瓷器的出现和发展关系紧密，并促成了麦森瓷器不同品种的创烧及不同纹样的形成和演化。从材质来看麦森瓷器包括以德化白瓷为原型的麦森素胎白瓷，以宜兴紫砂为模仿对象的麦森波特格尔陶器；从装饰技法上看包括以中国青花为参照的麦森青花瓷器，从模仿中国和日本瓷器装饰走向独特风格的麦森釉上彩绘装饰瓷器等。
（一）胎釉比较麦森瓷厂的瓷土烧成后质地细腻，胎色白润，和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中质量较高的瓷器胎质相近。瓷器上普遍施透明釉，成分接近玻璃，与中国明清时期带有青绿色调的透明釉略有不同。这些白色瓷土还被用以仿制德化白瓷。除瓷器外，麦森瓷厂创烧者波特格尔还以红土及褐土直接烧制陶器，被称之为波特格尔陶（böttger stoneware）。和宜兴紫砂相比，后者采用的是丁蜀镇当地不同颜色紫砂泥料，包括段泥、朱泥等多种。波特格尔陶主要包括两色，一类是暗红色陶土，和奥古斯特二世收藏的百余件紫砂器皿呈色相近。除波特格尔陶以外，波特格尔1717年通过对红陶器皿的表面施以黑釉，烧成后形成具有漆器效果的瓷器，仅在表面施以金彩装饰，这类波特格黑釉红陶被称为博卡罗陶（boccaroware）[27]。装饰效果一方面接近于外销欧洲的日本漆器，同时也和清代的黑釉瓷器相一致。
麦森瓷器釉彩色域较广，釉料多来自当地及附近矿区。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釉下青花，其所用钴料发色鲜艳，和康熙时期民窑中所使用的珠明料发色相近；第二类为釉上彩，在烧成后颜色和东亚瓷器趋于一致〔图十〕；第三类为珐琅彩与金彩结合装饰，主要用于麦森生产欧洲风格明显的彩绘装饰瓷器，人物的服饰乃至面部的晕染，多用于“中国风”式样及欧洲人物等〔图十一〕；第四类为黑彩装饰，在白釉上以黑彩绘画，再低温复烧，为麦森的创新釉彩〔图十二〕。
图十 麦森仿中国仕女纹瓷盘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图十一 麦森中国风纹样咖啡壶 德国柏林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图十二 麦森瓷厂“中国风”纹样瓷杯 捷克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藏
（二）装饰之别麦森瓷厂的装饰工艺和萨克森选帝侯所收藏的亚洲陶瓷装饰相比较，既有借鉴，也有独创。在胎体装饰上，麦森瓷厂模仿了宜兴紫砂器以及德化白瓷等，以模印浮雕装饰，同时运用贴塑工艺在器物表面进行立体贴花装饰。相较于宜兴紫砂质朴的胎体表面，波特格尔进一步发展了胎体的抛光装饰工艺，即通过对胎体多棱面或平面打磨，在不施釉的条件下在表面呈现瓷釉的光亮效果，并辅以金彩装饰，成为麦森瓷厂的创新装饰技法〔图十三〕，更符合巴洛克时期欧洲收藏者的审美。
图十三 麦森波特格尔陶瓶 德国柏林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在装饰纹样中，早期曾模仿亚洲藏瓷，随后在装饰主题中借鉴欧洲宗教、神话、徽章、花卉等纹样，形成独特的装饰风格。如〔图十四〕是18世纪初期中国销往欧洲的典型外销青花瓷盘，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和莱比锡应用艺术博物馆等地都有收藏。盘内主题纹样为菊花、竹子，以“s”形蜿蜒缠绕在竹子上的花卉。这种盘绕状的构图方式受到明末天启元年集雅斋《花鸟谱》版画的影响，常用在花卉、葡萄和竹子或树木的组合构图中〔图十五〕[28]。盘沿有各种瓜果和花卉交替装饰。这类青花的装饰感极强，构图丰富、绘画细腻，深受麦森瓷厂喜爱并模仿，在此基础上，1730年左右麦森瓷厂设计出独特的“洋葱纹样”〔图十六〕[29]。这一纹样也称“三果变体式”，纹样借鉴于中国同期外销瓷纹样，由于对纹样的误读和本土化的理解，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以德国本地常见的洋葱代替瓜果[30]。风格化和程式化的蓝色洋葱图案因符合欧洲审美而风靡一时，不仅用于此类组合装饰的瓷盘边饰，后来也应用于其他罐、碗等器型的装饰主题图案，并被欧洲代尔夫特等其他瓷厂所借鉴[31]。此外，龙凤纹样也从对中国瓷器传统纹样模仿发展成为麦森风格，如〔图十七：1、2〕，盘心的团凤主题和盘沿的龙纹，都来自东亚藏瓷，但在装饰上趋于“扁平化”，体现了中国和日本“和风”的双重影响[32]。在整体绘画风格中，麦森画工更强调细腻的笔触和精致的勾勒，而盛行于中国民窑中的写意手法并没有被接受。此外，麦森青花的分水技法尚未娴熟，画面精致，但青花呈色缺乏层次感，因此少见大面积的青花色块，多以线条勾勒。
图十四 康熙青花外销瓷盘 德国莱比锡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图十五 《花鸟谱》天启元年集雅斋 图片采自《明代版画选初辑》页94，1969年。
图十六 麦森青花洋葱纹瓷盘 德国多塞尔多夫陶瓷博物馆藏
图十七 麦森红彩团凤纹瓷盘 德国麦森瓷厂藏
麦森在彩釉绘画装饰上也模仿日本彩釉瓷器。1720－1740年间，麦森仿制了很多古伊万里瓷器及柿右卫门式样。尤其在1720－1731年间，麦森瓷厂画工海洛特以萨克森宫廷藏日本瓷器为模仿对象，仿制了很多日本风格纹样。这些收藏在萨克森宫廷的柿右卫门式样有很多日本绘画的仿中国人物纹样，如书生、仕女以及叙事题材。这类瓷器是日本迎合欧洲市场而生产的外销瓷器。如“司马光砸缸”纹样，画面并没有表达出故事核心内容，特别是砸缸的情结被转变成从水缸中拉起的救援场景。但生动活泼、具有异域风情和叙事情结的孩童嬉戏场景受到欧洲市场的追捧，也成为麦森瓷厂仿制的题材，并和竹虎梅等其他模仿的亚洲瓷器主题纹样一起发展成麦森经典纹样〔图十八〕。除了来源于亚洲藏瓷设计灵感的瓷器装饰外，麦森瓷厂还设计了独特的海洛特“中国风”图样，1737－1741年间由凯恩德勒与约翰·弗雷德里希·艾柏林（johann friedrich eberlein，1696~1749）共同设计了运用模印方式制作、凸浅浮雕效果的天鹅等经典装饰样式，体现了其在发展中的变迁与本土化，在欧洲及北美地区都有相关收藏〔图十九〕。
图十八 麦森司马光纹样瓷罐 德国麦森瓷厂藏
图十九 麦森天鹅纹样白瓷盘 加拿大多伦多加德纳陶瓷博物馆藏
萨克森宫廷藏瓷器物造型以盘、杯、碗等餐饮器皿居多，还有用于建筑装饰的大罐、大缸和花瓶等，此外还包括中国的佛道塑像人物及少数应欧洲订单而生产的欧洲人物。在奥古斯特的收藏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德化白瓷。麦森瓷器造型直接借鉴于亚洲藏瓷的造型，波特格尔在1709年选择了八尊包括观音在内的中国德化人物瓷塑作为模版仿烧[3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奥古斯特二世收藏的一尊制作于1675－1725年的福建德化窑观音像，高度为47.6厘米。麦森瓷厂曾于1710－1715年间，尝试了以黑色陶土，借助现有的观音像进行翻模烧造，烧成后高度约37厘米。1713－1715年间麦森瓷厂以白瓷形式翻模仿制，瓷坯烧成后高度为36厘米〔图二十：1、2〕。由于烧成过程中的收缩率，麦森早期的仿中国德化观音像和原作类似，但尺寸偏小[34]。因藏品的德化白瓷观音手部缺失，麦森观音像的手部为仿制中修复，因此不同于常见的观音菩萨手势。随着烧制工艺的发展，对于亚洲器型的仿制在尺寸上趋于一致，盖罐（将军罐）、花觚、碗、盘、茶杯与茶托等亚洲藏瓷的造型也成为麦森瓷的经典造型，但仍会有所差异，通常在器物局部比例关系上略有改动，并辅以装饰图案色彩的变化和主题纹样的偏离，最终形成麦森瓷器的典型式样。
图二十 麦森白瓷观音像 德国德累斯顿国立艺术收藏馆藏
麦森瓷器包括用于日用餐饮的碗盘类，以及装饰性的瓷塑，和17世纪为主的亚洲藏瓷相比，麦森瓷厂日用瓷器更多是品种繁多、数量庞大的成套的欧洲日用餐具等，也影响了18世纪中国外销瓷的成套组合。波特格尔陶也从对中国茶壶的造型模仿转向对欧洲早期炽器、金属器皿等造型的模仿。所藏亚洲瓷塑主要是尺寸较小的仕女、观音、佛像、及鹦鹉、狮子等动物摆件，麦森瓷塑在复制相关造型的基础上，瓷器雕塑得以迅速发展，既有大型的动物造型，又有内容丰富的人物造型，内容多取材于欧洲宗教、文学、神话、绘画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并设计出一组体态各异的猴子管弦乐团〔图二十一〕，成为麦森瓷器的独特造型之一。尤为重要的是，在瓷塑人物及动物造型中，麦森瓷器同样追求成套的组合性，单个完成的瓷塑往往以组合的形式陈设，服务于大型室内装饰和餐桌点缀等摆放，成套造型中个体瓷塑形态差异和整体风格一致，并注重相互间姿态的呼应关系。
图二十一 麦森猴子弦乐团瓷塑 德国麦森瓷厂藏
五、亚洲藏瓷对麦森的影响及成因
萨克森宫廷的东亚藏瓷对麦森瓷器影响深远，可以分为初期的复制、本土化融合，以及创新发展三个阶段。在麦森瓷厂的发展初期，萨克森宫廷的东亚藏瓷促成其对制瓷秘密的发现。波特格尔创烧成功的硬质瓷器胎土质白，瓷土含铁量低，和所藏瓷器的白色瓷胎质地相近。同时创烧的波特格尔陶正也是对宜兴紫砂的复制。此外，在装饰的釉下青花及釉上彩等技法中，在烧造中也曾大量模仿了其所收藏的东亚陶瓷，并在造型和呈色中都与原件尽力趋于一致。第二阶段是麦森瓷厂根据萨克森藏瓷在造型、纹样、装饰技法上与本土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对于青花洋葱纹、“中国风”人物式样等，在设计中都从宫廷藏瓷中获得较多素材，但在装饰风格上又以本土化方式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麦森瓷器青花和釉上彩花果、人物纹样。第三阶段是麦森瓷厂的创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萨克森宫廷东亚藏瓷的影响慢慢减弱，麦森瓷厂的生产器物以欧洲餐饮器皿为主要对象，既有对早期炽器的仿制，也有结合东亚瓷器的创新。特别是在陶瓷雕塑中，依据欧洲的宗教文学、雕塑艺术传统形成了一系列的麦森瓷塑形象，成为麦森陶瓷的经典。
麦森瓷厂制瓷工艺对萨克森宫廷亚洲藏瓷借鉴和创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包括时代背景、政治原因、艺术追求及地理因素等。从时代背景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亚陶瓷大量的进入欧洲，成为17－18世纪欧洲贵族间颇受欢迎的舶来品。而此期的外销瓷尽管在装饰风格上较国内民窑更为繁复缜密，以迎合海外市场，但在纹样和器型上都与中国本土瓷器相近，造型和纹样颇具异域风情，加之瓷器的胎釉质地，都为欧洲人所赞。在政治方面，奥古斯特强力王1694年取得了继承权后，开创了繁盛的萨克森奥古斯特时代，即由奥古斯特及其继承人统治该地区的全盛时期（1694－1763），1697年同时被册封为波兰王，为其收藏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35]。从个人的艺术追求来看，他热衷于艺术，在位期间兴趣广泛，收藏品众多，对于瓷器的收藏更是达到狂热，也促成其对东亚瓷器的收藏不仅数量上众多，品质上也为此期外销瓷中精品。此外，地理原因是造就麦森瓷厂的必要因素，在萨克森选帝侯准备制造瓷器后，首先需要的是解决原料的来源，而在麦森附近发现的高岭土、红土及其他原料促成麦森瓷厂的成立和发展。
六、麦森制瓷工艺在欧洲的传播
麦森瓷器的创烧成功后，在1710年五月莱比锡的东方贸易展会中，便开始参展且获得成功。麦森的技术虽然极为保密，人员管理也很苛刻，大多数在封闭的城堡中工作生活，行为缺乏自由。但也不乏有人员外流，如在麦森瓷厂担任绘工的罗温芬克（adam friedrich löwenfinck，1714－1754），便于1746转往法兰克福附近的海科斯特瓷厂，在选帝侯奥斯汀（johann friedrich carl von ostein，1689－1763）的支持下，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二所瓷厂——赫斯特（höchster）瓷厂。罗温芬克带去了麦森成熟的制瓷和釉彩技术，赫斯特瓷器在发展初期很多受到麦森瓷厂的影响，在赫斯特瓷器的式样设计师约翰·彼得·梅尔基奥尔的创作下，才逐渐迎来自己的产品特色和风格形成[36]。中国风的设计装饰、釉上彩绘、金彩装饰、瓷塑人物和动物造型等麦森瓷器和装饰风格，此后也成为其他欧洲瓷厂的器型和装饰主流。赫斯特瓷厂的负责人约翰·科里安·本克尔夫（johann kilian benckgraff，1708－1753）因内部人员矛盾，又转赴他地随后成立菲尔斯滕贝格（fuerstenberg）瓷厂。麦森瓷厂的制瓷，也成为德国各地瓷器发展的开拓与奠基者。此外，麦森对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地区制瓷技术也有一定影响，包括维也纳、威尼斯、纽伦堡、柏林等地[37]。麦森瓷厂的成功，还引起对亚洲瓷器热衷的欧洲亲王们建立自己瓷厂的热潮。借助在景德镇生活七年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关于景德镇制瓷的信件，法国也遂掌握瓷器制作的方法。法国等欧洲其他各地的王室也纷纷仿效，支持兴建瓷厂，并在风格上借鉴广为收藏的麦森瓷器。随着器物的流动，麦森瓷厂瓷器的装饰也影响了其他欧洲瓷厂，如19世纪英国维奇伍德瓷厂还有对麦森从中国纹样衍生的经典“洋葱”青花瓷盘的仿制品，同样借鉴中国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柳亭图案”式样[38]。
七、结语
萨克森选帝侯暨波兰王奥古斯特二世在欧洲18世纪地位重要且颇具权势，他收藏了大量的亚洲外销瓷器，并任用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在紧邻德累斯顿的麦森地区研发，为其创烧了欧洲最早的瓷器，即麦森硬质瓷。此后，宫廷首席画师海洛特又为麦森十六种丰富的釉彩装饰色料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并设计了一千余幅“中国风”图样。而另一位“陶瓷雕塑之父“凯恩德勒，则在陶瓷雕塑方面推陈出新，形成了麦森生动而细腻的瓷塑风格，创造了系列经典形象。奥古斯特二世对东方瓷器的收藏热爱，不仅促成了德国瓷器的创烧成功，更在早期生产中以东方瓷器为模仿，从白瓷、波特格尔陶，再到青花、珐琅彩的纹样等，都和奥古斯特收藏的中国德化白瓷、宜兴紫砂、青花、粉彩以及日本柿右卫门式样等戚戚相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欧洲的文化艺术、餐饮节庆等因素，形成自己的独特器型、纹样和装饰风格。从仿制到创新风格形成，麦森瓷厂在对所收藏的东亚瓷器模仿过程中逐渐形成本土化的风格，并在技艺和装饰中创新发展。由藏及仿，萨克森宫廷亚洲藏瓷促进了欧洲瓷器的创烧，麦森瓷厂更在革新中形成独特的设计风格，引领潮流。人员和器物的流动还直接促成周边地区瓷厂的建立，是欧洲瓷业生产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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